2019年6月份，我去珠海，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给了我强烈的热浪拥抱，她蓝天碧海边美丽动人的渔女雕像，洁白秀丽的日月贝地标建筑，还有久富盛名的点都得粤菜，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好印象。

珠海人少，空气又好，我信马由缰随便走，无意中走到了一处古镇。它是典型的广东古镇，许多晚清民国时的老建筑依然存在。我向里慢行，是一条上山的旧道，两旁巨大的绿树，如伞的绿荫下长长的斑驳着岁月印痕的石桌，石凳，半山中路的飞檐斗拱精美小亭翼然，道南又有巨大的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瑞芝唐公祠，让我十分惊奇，现代的珠海，还有保存这样完好的古镇。

 

2019年6月9日摄于珠海唐家湾

唐家祠堂，这个村镇里应该是唐姓人聚族而居吧。

 

 

2019年6月9日摄于珠海唐家湾

 

果然，越往上走，发现了更多的唐姓人家老屋，其中赫然而独出于众者，正是一幢典型的岭南民居，青砖灰瓦结构的两层小楼，一楼由一道花雕木板从中间隔为前后厅，二楼中央为通道，两侧是镶着图案玻璃的卧室。我细看大门上的题字——唐绍仪故居。恰原来是这就是清末民初政治活动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国总理、外交家唐绍仪的故居。

 

我误入的，是珠海唐家湾镇，这个镇子，以唐绍仪而名扬四海。

为什么忽然想到我两年前去过的珠海唐家湾唐绍仪故居呢？原来，我正在读口述历史专家唐德刚的一系列大作，其中一本《从甲午到抗战》谈到“汪精卫投敌始末”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侵华期间，于1937年12月23日攻陷南京，犯下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日军为“胜利”冲昏头脑，妄想把全中国“满洲化”，并积极在中国寻找另一位有资格做“溥仪”的人，吴佩孚，唐绍仪，汪清卫等所谓北洋时代和国民党高层人物便成为日本人寻猎的对象。吴佩孚不想当汉奸，不受日本人拉拢，曾在袁世凯大总统手下担任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便成为下一个拉拢对象。唐绍仪是最早的幼童留学之一，是容闳和孙中山的朋友，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如果能与日本人“合作”，对日本吞食中国大有用处。

2021年3月11日购买的唐德刚作品集

正是因为唐绍仪有这样的名气和有可能被日本人利用而沦为汉奸卖国者，蒋介石便命令戴笠手下的特务对唐绍仪严密监视，一有投敌迹象便对其进行刺杀。果不其然，1938年9月30日，戴老板手下的特务对唐绍仪用板斧劈了脑袋。

电光石火，这则记录让一下子想起两年前去过的唐绍仪故居，这位中国历史上首任内阁总理，竟然如此死于非命！不胜唏嘘中，我马上又对唐绍仪之死进行更详细地了解。

唐绍仪之死

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40号）。

唐绍仪的政治声望引起日本人注意，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绍仪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频繁往来于唐府。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绍仪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绍仪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

唐绍仪

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1938年9月28日上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绍仪出山。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一直担心这个民国元老一旦当了汉奸，会对抗战形势不利，见到手下的报告，命令戴笠请杜月笙出面，写一封信函，劝他赶紧离开上海。对此，唐绍仪在回信中表示，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有一些家务事要办，等安排妥当后一定离开上海，对于坊间流传的自己会当汉奸的说法，唐绍仪仅仅以外交辞令回答：“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皆视为痴人说梦。”

见唐绍仪迟迟没有动身，戴笠判断其已经落水做了汉奸，于是将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决定痛下杀手，向唐绍仪发出了刺杀令。

接到命令后，军统上下开始部署暗杀行动。得知唐绍仪喜欢古董，他们决定以此为突破口。蓝衣社骨干分子谢志磐与唐家沾亲，可以经常去唐家。一天，他对唐绍仪说，自己认识一名古董商，带着不少名贵古物。唐绍仪大喜，约定在9月30日与他见面。

当天上午，谢志磐带着一个古董商人、两名仆役来到唐宅。这个古董商人正是军统老牌特务赵理君假扮，赵理君，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两名仆役则是叫王兴国、李阿大，同样是军统训练有素的杀手。来之前，他们设法搞到了一件宋瓷花瓶，刺杀用的斧子就藏在花瓶中。

唐绍仪由佣人搀扶着从楼上走下来，寒暄一番后，赵理君让自己的“仆人"”李阿大打开瓶盒，拿出花瓶请其鉴赏。唐绍仪让自己的佣人退出客厅等候，正在唐绍仪低头观赏花瓶时，李阿大迅速抽出斧头，举起利斧 ，猛然向其后脑勺劈去。唐绍仪脑浆飞溅，一头栽倒倒在地。

赵理君杀死唐绍仪后，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保镖说：“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理君一行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等仆人发现唐绍仪遇刺，急忙将唐绍仪送往附近广慈医院抢救，终不治于次日凌晨3:50气绝，时年75岁。

消息传出后，上海舆论大哗。有人怀疑唐为日本人所刺，有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法租界当局发出悬赏缉捕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的，各给赏金3千元。但始终没能破案。

晚年唐绍仪

唐绍仪遇刺，一些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没有掌握失节确证，就将其杀害。为掩人耳目，1938年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绍仪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

评说唐绍仪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1862年1月2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自幼到上海读书，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1874年唐绍仪（右）梁如浩合影——唐绍仪和梁如浩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赴美国前在天津拍摄了一张照片。两少年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并且同一批赴美，一起回国，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在政坛上相互支持。

  

1905年留美幼童在天津重聚，从上至下分别为：唐绍仪、邝荣光、林联盛、周寿臣、蔡绍基、梁敦彦、曹嘉祥、杨兆南、刘玉麟。

 

光绪七年（1881年），唐绍仪被召回国，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次年，唐绍仪以德国驻天津前领事穆麟德的随员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汉城邮政局落成当晚，亲日的开化党举行宴会，准备将亲清朝的事大党一网打尽 ，穆麟德也在场。唐绍仪闻讯后临危不惧，立即与人携带武器驾着马车赶到邮政局，护送穆麟德和被刺伤的守旧派大臣闵泳翊回到穆麟德的家中，随后又请来美国传教士为闵泳翊疗伤。  

此举给也在朝鲜的袁世凯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十月十九日（12月6日），袁世凯将政变镇压，被封为驻朝大臣。而唐绍仪以候选从九品的资格担任袁世凯公署的西文翻译，是袁世凯身边最重要的助手。 

光绪十一年（1885年），唐绍仪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光绪十五年（1889年）底，唐绍仪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

唐绍仪与袁世凯

光绪十七年（1891年）9月，袁世凯因母亲病重请假回籍，直到次年才假满回任。在这期间，经袁世凯推荐，唐绍仪代理袁世凯的职务长达7个多月。在其保举之下，唐绍仪平步青云，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已经官居三品衔，仅次于袁世凯，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派往朝鲜的二号人物。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借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由于袁世凯驻朝十余年一直与日本为敌，被视为一大障碍，日本欲除之而后快。袁世凯向李鸿章发电报请求将自己调回，并提出由唐绍仪代理其职。日本人得知消息后，密谋刺袁。唐绍仪闻讯立即求救于英驻朝公使朱尔典，共同策划救袁方案。六月十六日（7月18日），袁世凯改装易服出走。唐绍仪护送其到汉江边，登上朱尔典准备的英国兵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唐绍仪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袁世凯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西藏有关问题。会谈期间，唐绍仪态度强硬，力主废除英藏签订的《拉萨条约》，因为这个条约撇开了清政府，英方与中国地方政府签署的条约是不合法的。会上虽未能完成废约目标，但说服了弗利夏，他承诺将把唐绍仪的讲话带给英方，唐绍仪初步胜利，  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 同年四月四日（1906年4月27日），经过几番激烈谈判，最终唐绍仪和萨道义代表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废除了《拉萨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属于中国领土。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大清访美使团（左二为唐绍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中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他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后，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也只得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打算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之后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次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8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唐绍仪从上海经日本到美国，后从美国到欧洲。次年7月回到北京，作为清政府特使秘密访问美国，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虽获美国总统接见，但未取得进展。 

宣统二年（1910年），唐绍仪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不久即辞职。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十三日（12月3日），革命党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意在监督临时总统的个人权力。十月十七日（12月7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为革命党一方代表率代表团，拟与时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谈和。为议和，袁世凯再次启用唐绍仪，  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举行议和谈判。次日，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和谈全权代表前往汉口。出发前，袁世凯交代唐绍仪：“应避免战争，恢复秩序为原则，旨在避免国家分裂。至于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  袁世凯授意唐绍仪除了“民主”二字，任何条件都可以让步。但唐绍仪心怀“共和理想”，他的议和指导思想是“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  袁世凯的幕僚写信给《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唐绍仪昨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作为朝廷命官的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南北议和唐绍仪与伍廷芳（左一为唐绍仪）

 

从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二日（12月18日—31日），唐绍仪和伍廷芳共进行了5次谈判，涉及停战、政体、国民会议等重大问题。达成在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的停战协定。谈判的核心问题实际是中国该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伍廷芳在第二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民军主张共和立宪”。唐绍仪此时完全没理会袁世凯交代的方针：“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在唐绍仪看来，此时谈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怎样和平达到共和。  唐绍仪随后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以及孙中山的辞职和由袁世凯继任的各项问题。

然而，孙中山的回国给谈判带来了变数，独立各省成立了临时政府，共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南方提出的如他“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的许诺产生了怀疑，一怒之下，宣布之前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的条款一律不算数。唐绍仪辞职，袁世凯批准，自己靠电报和伍廷芳谈判。

唐绍仪被撤去议和代表资格后，并未立即被调返北京。袁世凯扬言“直接电商”，实际仍由唐绍仪经办。唐绍仪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世凯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袁世凯只是通过撤掉唐绍仪给南方以压力，他想确保取消帝制后保证自己坐上大总统的宝座，同时又不敢推翻协议。 在最终得到孙中山让位的许诺之下，南北议和最终形成的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结局，实际仍是唐绍仪和伍廷芳协议中的本质内容。 

唐绍仪内阁阁员（前排右一为唐绍仪）

 

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经过南北议和与孙中山接触，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民国元年（1912年）3月23日，唐绍仪出任内阁国务总理后，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1周后，在黄兴、蔡元培的介绍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  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绍仪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1912年3月25日到南京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绍仪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唐绍仪（左）与孙中山合影

 

但是袁世凯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都遵守约法等做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秉钧竟以辞职威胁。  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4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4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二人分道扬镳。 

 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世凯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政府总理。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世凯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民国五年（1916年）5月，段祺瑞组阁，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9月17日抵达北京就任，9月25日遭到督军团的通电反对，于是于9月29日辞职。同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顿觉中国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于孙中山能够成为领袖，领导人民走民主的道路。  他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 

民国六年（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9月17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的大元帅，并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但他始终未就任。 

民国七年（1918年）5月，军政府改为总裁制，唐绍仪被国会推为七总裁之一。 

民国八年（1919年）初，第二次南北和谈，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因此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谈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运动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通电北洋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民国九年（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绍仪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此时二人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绍仪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中山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次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仍以唐绍仪为财政部长。但唐绍仪拒绝出任，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第一次唐绍仪内阁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立后的第一个内阁，也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时期的第一个内阁。第二次唐绍仪内阁成立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5日，结束于同年9月19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并没有到任。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 

民国十八年（1929年），唐绍仪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模范县建成与世界大都市相媲美的新型城市，建大港口，拟修大铁路，想方设法，决心将中山县建设成“全国各县之模范”。 

唐绍仪(箭头所指)在任职中山县期间与乡亲们在龙潭口野炊

 

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16日，唐绍仪兼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他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一时间，此地成为“粤中最繁盛之区，收入甚钜”。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5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史称“宁粤分裂”，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9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2月31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唐绍仪是五常委之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唐绍仪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期间唐绍仪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人密谈谋和条件。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从而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未再参与政治。 

1936年，留美幼童最后一次聚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未转移后方，滞留上海。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1938年9月30日被军统特务刺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