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盛况空前，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各方嘉宾，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相聚在我们的首都，丝绸、茶叶、陶瓷、香料、绘画、雕塑、饮食，宗教、哲学、道德、法律、文学、绘画、戏剧、音乐、影视，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和互鉴。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四大文明古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中国，每一种文明都创造了不朽的文化，又都通过传播交流而相互影响，今天的谈艺录，我就乘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东风，来讲一讲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文明古代的交流和互鉴。
《中印文化交流史话》及作者薛克翘
2019年2月24日，我买的一批书中就包括这本《中印文化交流史话》，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大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在亚洲和世界影响巨大，而且这两个国家又是近邻，自古至今两国人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在2000年以前，就攀山越海开始往来。
让我们坐上时间的列车，一路欣赏中印文明交流的风景。
先来看本书作者简介：薛克翘，男，1945年生于辽宁。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亚系，现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发表的主要著作有：电影文学剧本《玄奘》(合作，1982)，专著《剪灯新话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西洋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中印文化交流史话》(商务印书馆1999)、《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联合主编《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以及论文数十篇。
英文中中国称谓China来源于印度
朋友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个英文单词，China，就是我们国家中国的英语称谓。可是你知道这个词的来源吗？
China的叫法来源于印度。不光是英语，就是法语，意大利语的中国称谓，都和China一样来源于印度，因为印度的古书里，如《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多次提到中国，书中把中国叫做“支那”，用拉丁字母写出来就是Cina。
看，印度和中国的渊源多么深！深到今天拉丁语系中的中国称谓都来源于印度。
那么，印度为什么把中国叫做“支那”呢？因为这个字来源于中国的“秦”字，比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间早一些，是公元3世纪以前，Cina就是“秦” [qín] 的译音。
印度古人约在中国的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知道了“秦”这一名称，西北方是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伐戎，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的名声可能由此传向西亚，并由西亚传向印度；西南方秦国公元前316年伐蜀，秦始皇还是秦王的时候，秦国就已并巴、蜀，而蜀人在春秋战国时就与西南方的缅甸与印度有密切往来，巴蜀归秦，秦的国号自然传入印度。印度方面最旱记载“支那”的《政事论》一书，正好成于约公元前4世纪，有“丝及丝衣产于支那国”的话，这都说明，印度古人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就已经把中国叫做Cina支那了，并且与中国有了丝贸易。
不光China源于印度，连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月亮里面的那只小兔子，也来源于印度。
中国最早可见的记载月亮里有兔子的文字，是屈原的《天问》，叫“顾菟在腹”，而印度也有一个传说，月亮里面有只兔子，因为天帝下凡变成饥饿老人，向狐、兔、猿要吃的，兔子跳入火中，把自己的肉烧给老人吃，老人伤感一番，现身天帝，把兔子送进了月亮。
这个公元前几世纪的故事在印度流传之广，典籍记载之多，据季羡林先生考据，它可能随着佛本生的故事由印度传到中国，佛本生故事是佛徒根据民间故事编写，讲释迦牟尼前身500世不断转世的过程，在中国民间拥有广大信徒的佛教源于印度，而月亮里面有个兔子的传说也跟着佛本生故事来到了中国。
还有，中国古人把天上的星星为分二十八宿，印度古人也是如此，这和兔子的故事一样，绝不是巧合，而是中印文化与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果，反映出古人对天体的观察和想象。
佛教传入中国影响整个亚洲历史命运
古代印度把中国叫做支那，那么古代中国把印度叫做什么呢？最早的文字记载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张骞公元前135年出使西域，历时13年，在大夏国（今伊朗、阿富汗一带）看到中国四川出产的蜀布和邛竹杖，当地人说是从身毒国来的，蜀人在身毒国售卖这些东西，而大夏国东南数千里的身毒国，就是汉朝人对印度的翻译。
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和印度西北部地区有了往来，汉人对印度的了解日益增多。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30年，《汉书•西域记》记载了印度一些地区的地理，物产，民俗及与汉朝的关系等。
除去西域道，我国西南还有通往印度的道路“滇缅道”，及“南海道”，南海道起点在广东，终点在黄支国或已程不国，是中国与印度的海上通道。东汉时，南海道上的中印文化交流不断，《后汉书•西域传》中已把印度称作天竺国，水晶、狮子、大象和犀牛也在两汉时期由印度来到了中国。
除去物质及物种交流，对中国乃至亚洲影响巨大的佛教也在两汉时期传入了中国。
佛教到底何时传入中国，没有确切记载，但是正史中至少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元前1世纪西汉末期，一是公元后1世纪东汉前期，综合起来就是两汉之际或者两汉之交。
佛教的传入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出现的，具有完备的僧团组织、庞杂而严密的思想体系，它传入中国后，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大到普天之下，莫不见佛寺，率土之滨，莫不颂佛经！而且，佛教又通过中国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给这些国家带去无法估量的影响，可以说，佛教影响了整个亚洲的历史命运。
因为佛教对中国巨大的影响，我将专门作一期谈艺录，让朋友们看看儒释道三教中佛教到底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尽管佛教始于印度，但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属于中国文化的佛文化。说佛文化是中国文化，并非虚言，时至今日，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印度人口的82%左右信奉印度教，12%左右信奉伊斯兰教，2.32%左右信奉基督教徒， 1 .99%信奉锡克教徒，仅0.77%的人口信仰佛教了。
而在中国，佛教却成了拥有最多信仰的一种宗教，从传入中国的两汉时期到现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佛教徒，已经是一个无法说清的天文数字了。
自佛入国两千年，多少寺庙烟雨中！
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一部分，无法剥离，也无需剥离。因为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中国最旱的军乐和甜蜜的糖
张骞通西域时，在西域得到了两支曲子，叫做《摩诃兜勒》，西汉大音乐家李延年据此翻新改造，又创作出28首新曲。东汉时，这些在西域乐曲基础上改造的曲子被作为“武乐”，用于守卫边疆的军队，也就是说，在汉代，中国受西域音乐影响，有了自己的军乐。
李延年画像
全世界的军乐，最旱出现在印度。汉代前印度人的军队中就有军乐，并在作战中使用军乐队，彼时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埃及人等，都没有军乐，也许与印度民族自古以来就能歌善舞有关。
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佛教音乐随之传到中国，中国也诞生了自己本土的佛教音乐，而它的奠基人，正是天下才有一石（等于十斗）而独占八斗的大才子——陈思王曹植。
曹植画像
公元229年，曹植被封为东阿王，第二年，他浏览东阿（今山东聊城东阿县）境内的鱼山，听到山洞里有唱梵呗的声，深受感染，改编和创作出《太子颂》等乐曲，他创作的梵呗称为“鱼山梵呗”，也是最旱的中国梵呗佛教音乐的开端。
山东聊城市东阿县鱼山梵呗寺
南朝时期的梁武帝是个资深佛教徒，作为皇帝的他又是个大才子，他亲自填词，“更造新声”，让音乐家沈约作曲，对宫廷音乐进行改革，使印度古代音乐舞蹈对中国宫廷乐舞发生影响。
三国时，中国已有许多平民信仰佛教，印度佛教徒来华传教第一个高潮于魏晋南北朝时形成。也就在此时，中国开始有人西行求法。公元260年，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动身西行，历经辛苦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找到《道行经》梵文正本，共90章，派弟子把佛经送内地，自己则留在当地继续研究佛经，直到80岁去世。朱士行是第一个亲自去西域取经的中国僧人，具有先驱者的意义，从他开始，西天取经的高潮逐渐形成。
中国西行取经第一人朱士行
接着，竺法护、鸠摩罗什（出生于中国的天竺籍人）等中国人纷纷西行，尤其是鸠摩罗什对中印文化交流贡献很大，亲赴印度并翻译了大量佛经，是中国翻译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和他的弟子们在中国思想史上发挥了深远的影响。魏晋时期兴起的中国“玄学”，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
魏晋时期的法显，公元399年西行印度求法，由陆路去，由海路回，经历30余国，历时15年，写出《佛国记》，记载行程和所见所闻，成为研究印度古代历史的珍贵史料。他翻译了大量佛经，他之后许多中国僧人成群结队去印度取经，中印文化交流盛况空前。
范曾所绘法显图
413年8月26日早上，回到中国的法显登陆青岛沿海崂山南岸
文化交流的同时，商业贸易也在进行。印度一些天文历算和医药卫生知识也传到中国，南朝北朝皆建有大量佛寺，这些寺院既承袭中国建筑的传统风格，又有印度建筑的艺术特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佛教建筑派别。例如，塔这种建筑非中国原有，而是从印度学来（印度的塔用来埋藏佛和高僧的遗骨和骨灰，即舍利）。当然，中国的塔源于印度，却不同于印度，各式各样的中国塔形成特有的景观，这正是中印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城西北佛宫寺应县木塔
陕西西安大雁塔
还有石窟寺，在山上开凿佛寺源于印度，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新疆，又传入内地，一直到明清时期都在陆续开凿，形成了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雄伟壮观的建筑及文化奇迹。
新疆克孜尔石窟及前面的鸠摩罗什雕像
魏晋南北朝掀起第一个佛教高潮，此时的中国文学也受到佛教影响，《搜神记》、《幽明录》等志怪小说受佛教影响的例子不少，像“劫”这种时间单位就是中土从来所未有，而从佛教引进而来。
同时，绘画中也有了佛教题材，曹衣出水的大画家曹不兴，他画的衣服像刚出水一样紧贴人身，带有一种透明感，而这正属于印度佛教犍陀罗艺术风格。戴逵，画过很多佛像，还善于雕塑，从他开始，中国寺庙的佛像开始具备“秀骨清像”形象，并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他也成为我国美术史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杰出人物。而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等中国著名画家，无一不受佛教影响，画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题材就是释迦牟尼降生后，父亲和母亲抱着他去大自在天神庙的故事。
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吴道子《天王送子图》
至于最甜蜜可口的糖，它的制作方法正是由印度传入中国。印度的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自古生产甘蔗，古代印度人很早就会用甘蔗制糖，魏晋南北朝时，制糖技术也随佛教传入中国。唐代初期，官方还出面组织学习古印度的制糖法，派人去，也请人来，后来，中国制造的糖胜过了印度的糖。敦煌卷子P3303号上，详细记录了印度甘蔗的种类，造沙糖法，造石蜜法，甘蔗栽培法等。中国的糖越造越好，又回传印度，以至于今天印度的一些语言中，还把白糖叫做“支尼”，意思是“中国的”。
在向印度学习的同时，中国也向印度输出了养蚕，缫 [sāo] 丝，造纸，印刷等技术。
禅宗出现
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得以完成
隋唐一统中国，中印文化交流达到高峰。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中华国力世界第一，对外开放，海纳百川，唐朝与印度僧侣来往频繁。三藏法师玄奘西行取经，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故事。
629年，玄奘西行，经新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地辗转进入印度，一面巡礼，一面讲经学法，名震五天竺，与人辩论没有对手，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被小乘人尊为“解脱天”。645年回国，携佛经657部，次年写成《大唐西域记》12卷，以惊人的记忆力详细记叙了西域138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宗教，语言，文字等情况，为研究古代中亚和南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提供了极为丰富与珍贵的资料。今天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佛教考古活动中，玄奘的记载成为指明方向，因此，《大唐西域记》对于重建印度乃至中亚的历史都十分重要。
玄奘画像
玄奘广收门徒，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法相宗。至今在韩国和日本传承。玄奘是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伟人，他的名字在印度也是家喻户晓，印度小学各语种历史课本，都有专门一节介绍他在印度的事迹。
唐代求法运动的高涨，使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加快融合，佛教禅宗的出现，标志着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已经完成。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到隋朝时大部分经文已经翻译完毕，同时佛教的思想也引起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注意，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对佛教思想的研究之中。
禅宗的起源，按传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即除佛教经典的教义之外，还有“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达摩大师听说东土震旦(中国)有大乘气象，便来中国传教，成为禅宗第一代祖师。后来，达摩把禅宗奥旨传给了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最后传给了慧能。于是，影响中国千年之久的禅宗兴盛起来。
唐代慧能把禅宗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孔孟之道结合起来，他以修身养性为中心的宗教哲学和孔孟的性善说、先验论等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慧能认为“人人皆可成佛”与儒家“人人皆可为尧舜”有着相似之处，禅宗吸收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
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禅宗认为，人能不能成佛决定因素在心而不在别的什么上面，心的问题不解决，念佛吃素也没用。而所谓心的问题就是在一念之间解决的，这就是“顿悟”。后来有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就是禅宗顿悟思想的一个典型表达。
“顿悟学说”解决了如何觉悟成佛的关键问题。释迦牟尼提出佛教的核心概念“佛”是指“觉悟”，只有觉悟才能实现涅槃。但如何觉悟，释迦牟尼没说，让众弟子自己参详。在印度，佛教信徒提出通向觉悟的方法五花八门，似乎都不行，不完善的佛教竞争不过其他宗教，被后来的印度教取代了。
慧能还特别关注下层社会，特别是文化水平不高、不识字人的学佛权利，关心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前途与命运，希望通过佛法化解他们的苦难。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中，《坛经》语言风格也更适合中国的普通民众。《坛经》在中国化、民间化、通俗化方面一系列的创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本土化。
唐宋以后，禅宗几乎成了佛教的代名词，士大夫阶层从最初对佛教的排斥转而信奉、追随，进而改造传统的儒学体系。中国唐宋以降的很多学者投入禅宗佛学中，然后再回到道家及儒家，禅宗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思想。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佛教中国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和中国文化性格的塑造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宗教信仰，人生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产生无穷作用，中国诗歌，绘画，音乐，舞蹈，传奇，变文，医学，天文，算术等全方位受到影响并别开生面。
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要提到中国的音韵学，也是西域印度传来。佛教传入后，印度的语言学影响中国，到南北朝时沈约制出四声，中国才开始有了音韵学，并逐渐发展。汉代以前中国人不懂音韵学，对辨别语音不擅长，佛教徒往往都懂拼音表，而儒家读书人却不知究竟。
古代印度人对语言学知识十分重视，他们的文字是拼音文字，公元前就出现了语法书，也出现了相当科学的字母表，而我国的象形文字却不太注重语法和语音。
印度语言学以字母贯穿一切音节，文字简略，组成很多词汇。我国“字母”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晋宋之间的佛经，现存唐代沙门智广所著《悉昙字记》中也有关于字母的记载，说明字母的出现与梵文传播有直接关系。唐代守温和尚制作了三十字母，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简化和规范声母的思路，后来出现了“字母诗”，如明代《早梅诗》成为中国音韵学新的发展阶段。
“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
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
仅有20字，便于记忆，但还没把发音部位相同的字母列在一起。
其后的《五方元音》以名词作字母名称，并注意了发音部位的归类。
“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丝云，金桥火蛙”，这就与现代汉语拼音的声母b、p、m、f、d、t、n、l等十分接近了。
由此可见，印度梵语对中国音韵学的影响十分巨大。
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西天求法，官方组织了157人的庞大求法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也是最后一次。因为11世纪时穆斯林开始影响印度，印度佛教已衰落不堪。到宋仁宗时代（1023-1063），中国历史上历时6个世纪，牵动亿万人心的求法运动告终。
佛教在中国已深入人心，仍在思想、习俗、文学、绘画、雕塑等各方面发挥影响，此时的佛教早已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中国的佛教了。
明代后期中印文化交流
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上
元朝建立，忽必烈对南洋特别重视，从南边入手，经略南海，确保海上经济利益，中印政府之间的频繁往来达到史上最高地步。
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成就中国航海事业的壮举，所历30余国，包括印度的若干地区，而且，明宣德八年（1433）农历4月，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途中，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就病逝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信徒，曾去麦加朝圣，但郑和本人是佛教徒，其葬礼也依佛教形式。
明代后期，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上，但此时中国已明显衰落，西方列强控制了海上交通，他们一边贸易一边劫掠，在欧洲，印度，中国之间牟取暴利。
清代，1834年英国人正式将中国茶种引进印度，茶园遂开始遍布印度东北、西北各地，而这之前，至少于明代初期，印度民间并未形成饮茶习俗。
西方列强为打开中国国门，不惜向中国输送鸦片，这些鸦片就种植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东方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同时遭到西方列强宰割。
康有为很早就著文强调中国要以印度为鉴，实行变法，以免亡国。1901年11月初，这位维新派领袖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月底又到了大吉岭，在印度居住1年半之久，著名的《大同书》即于此时完稿。大学者康有为还以为能看到历代中国人心中西方的净土和佛教的兴旺，没想到当时的印度佛教已荡然无存，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佛教！
康有为及其名著《大同书》
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十分关心印度问题，印度国大党也把孙中山看作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他们会议室悬挂的世界伟人肖像中，就有中国的孙中山。
同样，印度的圣雄甘地也在中国享有盛誉，日本侵华，甘地曾在多种场合给予谴责。
苦难的岁月里，中国印度相互支持和理解。印度医生柯棣华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随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仅1941年到1942年，就作为外科医生主持和指导手术700次！许多生命在他的手下重生，他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成为中印友好的象征，柯棣华大夫病逝于中国，年仅32岁，上万中国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2013年5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孟买会见柯棣华大夫的妹妹马诺拉玛等亲属
轰动中国的泰戈尔
抗日战争时期，中印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尼赫鲁都曾互访。
1939年8月22日，尼赫鲁抵达昆明，23日到达重庆，蒋介石夫妇设宴招待，产生中印关系七条建议：交换教授讲学；交换留学生；交换出版物；交换新闻；互派调查、访问和旅游团；中国方面组织佛教访问团赴印度，派专家考察印度工农业，科学考察；参加国大党年会，都得以实现。
1939年尼赫鲁访华
1942年2月9日，蒋介石夫妇抵达新德里，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呼吁英国人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印度人民深受鼓舞。
蒋介石访问印度与甘地会晤
比起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大诗人泰戈尔的来华更成为轰动中国的新闻趣事。
在所有的印度人中，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影响力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佛祖释迦牟尼，一个是近现代的泰戈尔。释迦牟尼不用说了，为什么泰戈尔的影响力这么大呢？
泰戈尔本人是一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画家，音乐家，哲学家，在印度享受很高声望，在全世界也具有广泛影响。这样一位全才，他在近代中国与印度文化史上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因为进入中华民国，1924年以前，中印两国重建友谊主要集中于政治方面，而文化方面交往的转折点恰正始于这一年的泰戈尔访华。
1912年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轰动欧洲，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国文学界立刻做出反映，马上在《东方杂志》上翻译刊发泰戈尔的文章。1915年，陈独秀在他主编的《青年杂志》也译介了泰戈尔的4首诗，此后一直到1923年10间中国的郑振铎，许地山，徐志摩等著名学者诗人不断翻译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掀起“泰戈尔”热。
一个世界级大诗人，在当时中国最富才情的大诗人徐志摩的牵引下，1924年以64岁的年龄来华访问。
剑桥读过书的倜傥才子徐志摩，找到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发起的“文学社”，正式向泰戈尔发出邀请，同时，蒋百里，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等联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也参与接待，他们的会刊《小说月报》连续推出两期泰戈尔专号，发表泰翁作品，介绍他的思想及生平，进行预热。
1924年3月21日，泰戈尔一行6人从加尔各答出发，4月8日抵达香港，期间孙中山因前不能前去见面，派去特使表示欢迎。4月12日到达上海，张君励，郑振铎等文化名流前去迎接，徐志摩担任翻译并全程陪同。此后50天中，泰戈尔到经杭州、上海、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地，最后回到上海，由上海赴日本，香港，回到印度。
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北京，与梁思成（左一）、林徽因（右二）、徐志摩（右一）合影
在这50天的时间里，泰戈尔可以说风光无限，受到当时中国最有名气和地位的人接待，梁启超，熊希龄，梁漱溟，学者政要不用说，清逊帝溥仪也于4月27日在故宫宴请泰戈尔。
溥仪与泰戈尔合影
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在北京的协和医校礼堂，胡适担任会议主席，京城文化界为泰戈尔准备了19张名画和一件名瓷的寿礼。梁启超还为泰戈尔赠送了中国名字：竺震旦。
梁启超（右二）会见来华访问的泰戈尔（右三）
人艳如花的民国女神林徽因与徐志摩等人特地赶排了泰戈尔的剧本《齐德拉》，在泰翁生日当天用英语演出。
从左至右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与会，几天后梅兰芳为泰戈尔表演了《洛神》。
随泰戈尔访华的印度画家难达婆薮观看《洛神》后，作此画赠梅兰芳
21日在太原泰戈尔会见了山西大员阎锡山。所经之处，泰戈尔应邀发表演讲，引发热议。
50天时间里，徐志摩成为出力最多的人，他到处奔走，全程陪同，做翻译，当导游，又为泰戈尔的健康进行周密安排，使泰戈尔将他引为忘年之交。
1928年，徐志摩经日本去美国、欧洲访问，回来去印度看望泰戈尔，在印度住了3星期。
1929年3月19日，泰戈尔到日本、加拿大讲学，途经上海，特地看望徐志摩，并住在徐志摩陆小曼夫妻的卧室里，为徐志摩留下自画像和诗歌两件墨宝。
泰戈尔（前排左坐者）在徐志摩家中
泰戈尔题赠徐志摩夫妇的自画像
徐志摩与泰戈尔
1929年6月，泰戈尔从加拿大回国，再次到上海停留，又在徐志摩家里住了两天。这是泰戈尔最后一次来到中国，期间国母宋庆龄与泰戈尔亲切会见，并主持隆重的欢送仪式。
朋友们，看看这些历史资料，你会发现泰戈尔在中国受到重视和欢迎的程度，已是待客的最高规格，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和文艺界刮起了泰戈尔旋风。徐志摩与泰戈尔的友谊，超越私人感情，成为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两大民族2000年友好交往的果实、结晶和代表。
1941年，已经卧床不起的泰戈尔仍不忘访问中国的日子，口授一诗：
“我取了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衣服。
这在我心里是明白的：
我在哪儿找到朋友，
便在哪儿获得新生，
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
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
泰戈尔对中国思想界和文坛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访华前后的五六年，他几乎全部重要作品都有3到5种以上的译本，郭沫若，谢冰心，郑振铎，徐志摩，王统照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们的创作都受到泰戈尔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中印学会，泰戈尔担任印度一方的主席，蔡元培担任中国一方的主席，兴起印度的中国学和中国的印度学。 
这一股热潮，到了新中国的80年代改革开放，又一次掀起，可见泰戈尔的魅力和艺术的魅力无穷。
中印文明对话永远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文化交流进入新时期。科技，法律，宗教，文学，艺术，教育，卫生，体育，新闻，影视，餐饮等往来和交流都很频繁。
2019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印度影星阿米尔•汗参加了亚洲文明大会分论坛的对话。
中国和印度山水相连，人文相亲，2000年的文化交往为亚洲两大文明古国携手共建美好未来提供土壤，文明一定会更好，明天也一定会更好。
